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扎根中国本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中小学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实践经验。基于本土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需要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在中高考制度基础上明确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工具与方法，完善包括专门的课程、教师、科研、组织与制度在内的培养体系和支持系统，构建涵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全过程的多阶段、动态性、长周期的评价机制，确保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效率和培养质量。
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支撑的重要举措。深入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准确把握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历程，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拔尖创新人才“一核二径三特征”的成长模型，即：以认知因素、非认知因素与创造力为核心的一个素质内核，以“渐进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为特点的两条成长路径，动态发展性、领域聚集性和实践探索性三个成长特征。在此基础上，针对拔尖创新人才不同的成长路径，从教育选拔、教育安置与教育评价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智慧教育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引领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是教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主题。经过中国学者和教育实践者多年的探索，我国的智慧教育研究历经十年发展，积攒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成果，已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乃至在国际智慧教育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梳理我国智慧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轨迹，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法总结了我国学者和教育实践者的智慧教育经验。本文致力于从“高意识学习、技能本位教育、人机协同教育、数字教材开发与应用、教育元宇宙构建、教育智慧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七大方面为智慧教育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新思路，以期为促进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向作用。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引发了教育界学者们的激烈探讨。为深入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变革意义，本研究着重探讨其如何重塑教学活动。首先，基于活动理论构建了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学活动分析模型，并经过三轮德尔菲法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然后，以PRISMA的文献萃取思路筛选已有研究，同时面向教育领域中的ChatGPT体验用户开展访谈，经过整理得到75份分析样本。接着，将分析样本共同纳入模型，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活动的重塑机理。通过对模型中主体、客体、共同体、规则、工具和分工6个要素的审视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活动的重塑具有全面性的特点，同时又具备明显的正负效应。最后，本研究基于活动理论的生产、交流、消耗、分配4个子系统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学的结合路径，以期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教学挑战。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深化，教育技术伦理及其风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对教育技术伦理的概念诠释与历史变革回顾，结合数字化转型赋予教育技术伦理的新变化，拆解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伦理的基本向度。当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技术伦理仍存在数字教育生态环境平衡遭到破坏、信息资源分配不均加重数字鸿沟、师生数字教育掌舵者地位遭遇挑战与威胁、虚拟交互失范引发道德情感缺失等多方面风险。据此，本研究提出构建指向数字教育系统向善的生态伦理治理体系、完善数字化赋能优质资源供给的决策与保障机制、增强对教育主体权利嬗变的风险监测与评估、营造技术助力情感与人文关怀的数字文化愿景等风险消解路径。
社交媒体在年轻世代中蔚然兴起，与之伴随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揭示其内在影响机理成为学术界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基于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学生测试数据，运用多层中介模型，从元认知、情感和行为视角探查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影响路径呈现“多重效应”：情感上通过构筑社会关系网络来增强心理归属感，但同时削弱了高层级的元认知策略和学习参与度进而抑制了数字阅读素养，且负向影响甚于正向效应。分样本异质性检验表明，社交媒体总体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男性、高中、家庭处境不利的群体中，且上述群体更易于陷入充满娱乐性的“社交沉迷”。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青少年正确审视社交媒体的真实效应，防止社交媒体被过度使用、滥用和误用，重视改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规范的制度空间，促使其成为教育系统传播正确价值观和支撑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的动力之源。
高职教育的发展与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智能技术革命为高职教育后发者提供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赶超的难得良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所呈现的过程、需求和制度特征反映了其处于后发追赶阶段。在此阶段，我国高职教育面临内源性后发劣势、外源性后发劣势和继发性后发劣势。智能时代我国高职教育可以采用通过“智能+”、服务“智能+”和借势“智能+”的发展逻辑破解多重后发劣势以实现跨越式追赶。具体而言，我国高职教育应通过嵌入外部创新网络增加高职智能教育办学资源，以统筹共建思维创新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范式，利用高职智慧教育平台赋能人才培养模式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