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为教育转型创造新的契机，依托数字技术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势在必行。数字循证教研以循证为根本，以证据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将经验智慧与数字技术以“人机协同”的方式深度融合，推动教师全面、个性化和终身发展。技术影响下的教研主体、教研证据和教研情境共同构成了数字循证教研的基本结构，具有数据驱动教师发展性评价的人本理念，规模化开展个性化提升的价值理念，证据导向教研诊断与决策的过程理念，以及经验与证据有机融合的互补理念。推进数字循证教研高效实施需要开展培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循证意识；完善平台组建教研共同体助推教师教育均衡发展；营造循证文化场落实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重视数字循证教研的评估监测以保证整体质量。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不仅带来组织行为直接发生变化的一阶效应，也带来教育领域数据资源积累、数据资源使用以及数据形塑教育活动主体的二阶效应。其中二阶效应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因此，要确保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教育的发展，需要从“载体—理型—目的”层面思考机器与人的教育活动的关系，规定基于机器人法则的教育载体之人工智能的开发伦理准则，建立基于正义论的教育理型的算法设计与使用准则，制定基于教育目的之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工智能共享准则，实现教育对技术的规制、引领与超越。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教育大数据的深度应用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驱动力，但数据隐私保护的挑战日益突出。随着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矛盾的加剧，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关键议题。本研究深入剖析高校教育数据隐私保护的核心难点，系统分析100所世界一流高校的102份数据隐私政策，以期为构建中国本土化数据治理路径提供借鉴。世界一流高校通过实施数据生命的全面覆盖、数据主体的多元定位和核心要素的动态协同，以实现数据价值与隐私保护的平衡。研究进一步提出高校教育数据治理应以法治化、精准化、透明化、技术化和动态化为核心逻辑，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与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将人与技术的关系从“人机协同”快步带入“人智协同”的新阶段，技术的工具性和被动响应特征逐渐消减，智能性与主体性逐渐增强，人与技术的交互模式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也重构了当下的混合教学七要素系统，使之成为纳入了智能主体的八要素人智协同教学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该系统中的独立要素之一，也影响了各要素间的关系：它与教师、学生形成了稳固但异构的4类“师—生—AI”三元主体结构，三主体的角色职能也更加多元且愈加动态化；人才培养目标将因该技术带来的工作岗位革命而变得更加体现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教知识”的教育理念转变为“教学生如何与AIGC协同从而达到学习利益最大化”，教学目标将更加关注能够促进人智协同能力的“复合脑”的培养，发展能促使个体内脑与AIGC外脑融合的高阶能力，如语言、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逻辑推理等；教学内容和资源将在AIGC的赋能下，依据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师生个性、教学需求来动态生成、拓展、创造、定制，体现出丰富性、适切性、新颖性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同时体现其工具性与主体性，结合知识分类理论构建融入AIGC的教学活动选择框架；教学环境将更加多模态、个性化与泛在化，但是这种个性与泛在不能仅凭AI判断决策，人类教师更需要从给养理论视角正视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教学评价方面，评价颗粒度愈加精细，精度和深度大幅提升，也能实现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即时的定制化伴随式反馈。

循证教师教育实现了教师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已成为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其关键是依托证据建构证据为本的教师教育实践，其中证据是指有效开展教师教育的信息载体。在智能时代，循证教师教育的证据优化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发挥技术在辅助制证、辅助取证、辅助用证等方面的优势，并在使用效果上形成“众智”效应，通过“人机协同”对证据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对应情境予以标识，形成动态的、可无限拓展和优化的语义关联，实现证据、人与情境的交互，使证据在具体循证教师教育实践中不断优化。构建循证教师教育证据优化的运行机制需要应用智能技术，配合算法、存储和使用反馈等支持性条件，形成证据的内容优化、范畴拓展和关联优化。基于此设计了循证教师教育证据智能进化的技术实现架构，以期为证据管理和平台优化提供可行的参考框架。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推进，当前混合式教学实践已较为普遍，但混合式教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缺少共识和深入的学理分析，这造成了实践上的混乱，影响了教学质量。本文通过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的连续谱来考察混合式教学，将其分为增强线下型、交替均衡型、增强线上型；以技术现象学和认知负荷理论为工具分析学生的学习体验，分层次探讨了线上教学的特点与技能习得限度；进而探讨了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充分利用数据，克服非具身、低风险，控制认知负荷水平等设计策略。

新时代需要教育强国的大教育建设。以大教育理念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既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构建的实践要求，又是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的迫切需求，亦是教育治理能力全方位提升的必然追求。教育强国的大教育建设的内涵在于通过树立综合化、智能化、自主化、协同化和开放化的大教育观，逐步提升教育综合实力、教育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和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教育治理能力、教育国际竞争力和教育影响力。新时代教育强国的大教育建设，应构建大教育体系，凝练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方案；优化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构筑教育强国建设人才高地；重塑系统教育治理理念，勾勒教育强国建设治理谱系；统筹推进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通教育强国建设数字赛道；推动均衡、公平和普惠的教育，激发教育强国建设内生动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快速进入数字化时代。国际组织和各国逐渐意识到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必要性，并构建数字素养框架以指引人才培养方向。我国同样重视学生数字素养的培养，但尚未构建专门的数字素养框架以培养数字化人才。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八个主要的国际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发现其主要维度包括“公民”“操作”“信息”“交流”“内容创作”“问题解决”“安全”和“学习与发展”八个方面，并且大部分框架根据每一素养维度划分了难度等级。在此基础上，参照我国国情和政策要点进行本土转换，最终提出由8个一级维度、33个二级维度组成的学生数字素养框架的维度建议。同时，本研究基于教育目标分类法划分基础级、中级、高级和专业级四个难度等级，提出了四级六段的学生数字素养框架的分层建议，并且将难度划分与不同学段相对应，以便促进不同年龄和能力水平阶段学生的数字素养发展。

信息科技作为当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国际竞争的战略支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革新推动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赋予学校信息科技教育新任务。为应对社会发展与学生成长需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社会发展趋势，面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信息科技课程需要聚焦学科关键技能，围绕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六条逻辑主线，实现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与技能”、从“技术工具”到“科学与技术并重”、从“模仿操练”到“学科实践”、从“结果性评价”到“增值性评价”的发展，在主题活动中实现“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结合，提升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相似的价值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启发，从功能定位、时空跨度和实践逻辑三方面，回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判断价值、发现价值和提升价值，归纳出以下价值因子：党的领导、立德树人、时代精神、开放共享、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将价值因子转化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价值理念，即将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作为思想主线，构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以及科学的配套评价机制，并拆分为三大价值层次——作为逻辑起点的价值观念、作为价值旨向的价值目标和作为技术支持的价值原则。基于此逻辑框架提出思想引领、以人为本、中国特色和生态共生四大建设路向，全面助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数字化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国际组织在推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角色，引领、规范、指导着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合法路径。然而，由于其发展背景、历史使命、理念愿景各有所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这四个不同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技术治理议题上虽展现出一定的全球共识，却也呈现出相互之间的权力博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全球福祉与战略利益的话语体系博弈，软性治理与硬性干预的治理机制博弈，以及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博弈。探究国际组织教育数字化治理中的权力互动，对于中国理解和把握当前数字治理与权力交织的复杂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数字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将经历转化、转型、智慧三个阶段。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国教育数字化，秉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Connection, Content, and Cooperation）理念，教育数字化“聚能”平台连接与组织联通、“增能”资源开发与资源管理、“赋能”跨界协同与跨国合作，助推我国整体上从转化阶段跨越至转型阶段。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引前进方向，强调“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Integrated, Intelligent, and International）应势而生。从“3I”与“3C”的关系来看，虽然二者的发展目标不同、建设任务各异，但它们一脉相承，“3I”是对“3C”的升级、拓展和深化。围绕“3I”，我国正以更大规模开发和汇聚平台资源数据、更深层次融合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更高水平开展教育数字化国际交流作为行动路径，努力实现服务扩优、应用提质、合作增效，促进数字教育扩优提质。面向未来，要把握数字技术井喷式发展基本趋势，紧扣教育数字化引领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主线，坚持以“3I”为指导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持续推动我国由转型阶段向智慧阶段迈进。

“大类培养”模式是我国一流大学培养跨学科人才的通识教育本土化探索。基于对三所C9高校863名本科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跨学科学习参与”（学习主动性、学习策略性、科研参与）和“跨学科学习收获”（学科视野与知识理解、跨学科学习策略使用、合作交流能力）整体表现较好；前者对后者有正向预测作用，且“跨学科认知”在两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较好的跨学科认知通过学习策略性和科研参与两个维度对跨学科学习收获产生促进效应。研究显示，新生教育要强化学生的跨学科认知内容，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将本科生科研训练纳入“大类培养”课程体系。

数字技术是推动技能劳动者构建美好生活的核心驱动力，但对数字技术的无节制滥用，极易逾越传统人与技术稳定的关系界限，使技能劳动者深陷被数字技术反向驯化的困境。基于鲍尔格曼的技术哲学观，数字技术在对技能劳动者的工作世界、生活世界以及精神世界赋能改造的同时，也将导致“人—技术”关系的失衡，呈现去技能化、交往异化、泛娱乐化的焦点异化样态，陷入“内卷化”的工作世界、“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以及“贫瘠化”的精神世界无法自拔。为抵御技术异化风险，职业教育应该主动作为，重视技能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技能劳动者的社会化进程，引领技能劳动者的价值观重塑，帮助技能劳动者成长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态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走向美好的技术生活。

高等教育中的学术剽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样态。回顾几次重大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剽窃概念及其规制手段的历史演变，技术既是推动者也是破局者。现有剽窃概念在适配滥用AIGC的行为上存在一定障碍，《著作权法》《学位法》与高校学生诚信政策均未能对此提供清晰的规范指引，传统相似度检测技术与思路捉襟见肘。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技术治理路径，通过引入生成式数字水印等标识技术，以AIGC使用行为的透明度这一最基本原则为核心，构建高等教育中规范利用AIGC的具体规则。

人工智能推动知识生产从传统的“归纳—演绎”模式向数据驱动与算法生成模式转型，深刻改变了知识的生成、组织与验证方式，同时重塑了主体认知与应用逻辑。这一变革提升了知识的动态性与关联性，但也带来了可靠性、伦理规范和公平性等新挑战。教育系统需顺应这一趋势，从静态知识传授转向动态能力培养，推动人机协同教学，提升算法透明度与数据隐私保护，以缓解技术应用中的不平等风险。为实现智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分配正义与伦理治理四个维度进行系统调适，构建技术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生态。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知识验证机制的演进、教育评估的文化适配性，以及伦理规范的实践转化路径，推动教育在智能化进程中实现认知拓展与人类福祉的协调发展。

数字革命给教育生态带来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将深刻参与并影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数字治理因其“比较”与“可控”的双重特性，较好地契合了教育治理需要评价便捷且可度量的实然诉求。然而数字治理模式距离教育“善治”的理想状态仍有差距。将数字治理与善治的民主、法治、有效、责任、透明五个方面对比分析，发现数字治理存在共识达成难题、合法性缺乏、公益性忽视、权责划分不清、透明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文章探索基于共同意志的合理性形成、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发展、重视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清晰化的权责分配、公开透明的协同监管机制五位一体促成“数字治理”到“善治”的教育治理模式转换，契合教育治理现代化对善治的内在追求，实现良好教育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

联通主义强调学习者是知识的主要贡献者，知识的产出源于学习者丰富广泛的社会交互，但社会交互影响知识贡献的具体机制尚不明晰。本研究基于联通主义和复杂系统观，从连接支持、连接机会和连接能力3个维度，选取促进者关注、反馈激励、榜样带动、交互对象异质性、身份公开、社群规模、主动性、社会吸引力和利他性9个条件变量，构建了联通主义知识贡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SOA模型）。收集国内第一门cMOOC的10,598条交互数据，采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方法（fsQCA），从组态的视角揭示社会交互影响联通主义学习者知识贡献质量的联合作用路径，发现：1）高质量的知识贡献表现为三种驱动模式——自我导向型、开放利他型和促进者依赖型；2）高质量的知识贡献离不开社会交互的反馈激励、榜样带动和个体的社会吸引力；3）促进者关注或榜样带动、自主性或利他性是驱动高质量知识贡献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本研究为今后分析联通主义知识贡献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框架，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交互因素对个体知识贡献质量的影响机制，有助于帮助研究者和课程设计者理解个体的知识贡献行为，为激发学习者保持高质量贡献、改进激励机制设计和学习支持服务提供依据。

从感知与权利的双重维度看，数字化学习空间为人们许诺了一个不断进化的、无比美妙的乌托邦式学习图景。但在这种理想的学习世界中，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与学习活动双向互构，深度改写了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其中就包括数字化学习的现实状况与其应有本质或真实内涵的分离和疏远，造成了数字化学习空间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主体身份异化导致的无根基身份认同；具身界面透明产生的无深度声色陷阱；虚实真假难辨引发的学习“景观”的幻影式捆绑。这些价值异化现象，使学习空间成为被数字技术规训的“异托邦”，严重阻碍了其学习价值的实现。为了重新找回数字化学习空间的教育价值，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联合发力：重思人的主体存在，实现主体身份再认；规避界面引诱之险，提升技术具身的自觉意识；超越景观的虚妄幻象，找回学习的本真价值，以此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学习空间应有的价值。

作为数字原住民，高度参与在线学习成为“Z世代”的显著特征。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多分类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Z世代”存在互联网使用鸿沟；同时，互联网使用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因学段、先前成绩排名不同而有差异。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具有阶层与成绩异质性，即家庭背景越好，成绩排名更优者，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学习；互联网学习有效促进大学学业表现，而对中学学业表现不显著；互联网娱乐呈现广泛显著的消极影响，尤其对中学学业表现损抑作用更强，但对大学学业表现存在时间效应。因此，有必要通过打造数字增益型学习环境、家校合力有效监管、培育个体数字惯习等途径，保障信息技术对于教育成就的最大化发挥。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由教育、科技、人才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追赶时期的现代化和建成之后的现代化，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与表现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在三者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过去的教育、科技、人才各自改革，到现在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共同之处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之处是分头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发展教育大国、科技大国、人才大国。现在的一体改革是三者形成倍增效应，既要在一体改革中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同时在一体改革中构建起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教育收益率下降趋势，但以“上岸热”现象为标志的个人教育投资竞争日益激烈。在部门分割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究竟是以人力资本的形成发挥生产功能还是通过学历信号发挥筛选功能?本研究基于CGSS九个年份数据得出的结果更支持“弱筛选”理论，但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主要源于教育的筛选功能，非公共部门更多依赖于教育的生产功能。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工作经验增加，教育的筛选功能在公共部门中的影响减弱，教育的生产功能在非公共部门中的作用也减小。教育筛选功能的动态变化反映了公共部门强调教育信号与信号失灵的矛盾。对男性劳动者来说教育功能在不同部门的发挥情况与总样本一致，但对女性劳动者则没有显著影响，这或许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问题。故建议提升教育的实用价值以推动“学历教育”向“学力教育”转变，打破部门间教育信号壁垒以促进劳动力市场人才自由流动，助力女性将教育优势转化为职业优势。

教育分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结构性教育制度，涵盖了职普分流、示范校、快慢班、分层教学等多种分层设计，并与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密切相关。本研究对PISA 2022的78个国家（地区）数据进行了分析。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教育分流指数，结果显示近60%的参测国家（地区）的教育分流指数低于0.4，这表明教育分流并非全球普遍采用的做法；而在同一国家（地区）内，校内分流和校际分流通常不会同时实施。其次，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法将各国（地区）的分流类型划分为高分流型、以校际分流为主的晚分流型、以校内分流为主的晚分流型，以及低分流型四类。最后，通过简单线性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教育分流对教育不平等的显著加剧效应，发现校际分流制度是加剧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校内分流加剧教育不平等的潜在风险较低。对标PISA 2018我国四省市数据，发现我国的教育分流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呈现出中等水平的校际分流与高水平的校内分流共生的特点。未来教育分流设计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产业链接，降低校际分流比例；推动职普融合，打造灵活贯通的轨道，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推动教育标准化建设，促进校际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模糊人机边界，而同理心作为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特质，将面临智能社会技术依赖带来的严峻挑战——情感连接弱化、协作能力衰减与价值观教育缺位。本研究以“人何以区别于人工智能”为基点，立足设计学与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视角，系统构建面向智能社会的同理心培养路径。通过梳理同理心在哲学、心理学与设计学领域的百年演变，揭示其作为“情感—认知—行为”统一体的核心特征，并揭示其在智能社会的四大核心价值：守护人之为人的根本、促进跨文化理解、落实学习者中心理念、引领未来专业人才培养趋势。本研究提出基于设计思维的同理心培养路径：1）以设计思维为基，构建整合性教学模型；2）依托同理心过程框架（发现—沉浸—连接—分离）实现情感内化；3）运用协同设计冰山模型挖掘隐性需求；4）通过人、设计、技术与协作四层面敏感性优化教育实践；5）建立文化—思维模式—方法论—方法—工具与技术五层级同理心培养生态系统。研究为破解智能社会中的情感缺位困境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为教育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及一线教师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教育范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教育格局，其在教学、学习和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引发了广泛关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普遍缺乏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和规范化的管理框架。为探索高校如何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选取十所美国顶尖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这些高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制度规范、教学实践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举措。研究发现，美国顶尖大学在应对策略上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注重构建系统化的制度框架，通过“一般性规范+专门性政策”的组合实现分类施策；二是坚持以教学为本、技术赋能的理念，在课程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三是建立严格的风险防控体系，通过明确责任边界、强化数据安全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确保技术应用的规范性。因此，对我国高校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以下启示，构建规范应用体系，保障技术使用效能；深化教学融合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强化风险防控措施，维护教育数据安全。希望本研究为我国高校在人工智能时代推进教育创新、提升教学质量、维护学术诚信提供一定的参考。

功利主义伦理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信条，表达着公共性的道德理想。然而，一种鼓励人们权衡利弊得失、追求一己之私利的庸俗功利主义正日益渗透到学校，使学校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引领中走向功利化。功利化的教育通过需要的欲望化将教育的目标置于自身之外，并在个体化的竞争中、在对进步的追逐中放弃教育的价值理想。教育简化为机械性的训练，学习演变为重复性的劳作。功利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乃是“精神”问题，它通过对学生自然欲望的鼓励使个体的意志自由不再可能，通过对教育实体的解构而让学生成为原子化世界里的精神流浪者，同时在思维与意志的分离中、在知识与行动的脱节中使精神成为无法走向现实的思维着的精神。学校教育的精神重建一方面需要认识上的精神转向，将教育视为个体的精神历程，另一方面需要方法上的精神和解，实现儿童自然欲望与自由天性、特殊个体与普遍实体等的内在统一，同时还需要推动学校教育在知识、道德、艺术等内容上的精神回归，真正使学校成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世界。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和职业形态，推动社会知识观重塑、人才观骤变。高等教育如何着眼时代进步和劳动市场结构新变化，深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时俱进呼应人才培养新要求，在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这一根本命题上主动创新作为，既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状况，更是亟须破解的实践难题。本研究以阿斯汀的院校影响与高等教育评价框架为理论指导，通过梳理38所世界一流大学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南，运用扎根理论和层次聚类方法，发现世界一流大学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生发展体现出重视起点、尊重差异、关注过程、强调发展的特征；高校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对于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出战略布局、防御应对、靶向融合三类差异化的态度，并构建了规范应用、智能学伴、高意识学习等系列场景。借鉴以上前瞻性经验，建议我国高校从增强功能价值认知、细化政策框架指导和强化应用情境创设三个方面深化路径探索。

受亚里士多德知识分类体系的影响，2,500多年来西方哲学一直重视理论知识，压制和忽视了媒介技术的作用。历史研究和教育研究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初以来，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涌现推动历史研究出现了几次转向。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教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代的需求呼唤教育史研究者开展“技术维度的教育变革史研究”。本文借鉴20世纪历史研究的转向，从教育的技术起源说、技术与人的认知发展、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元认知”工具、史料搜集和分析、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协作模式等方面，探讨了“技术维度的教育变革史研究”的新范式。从“长时段”教育变革的视角来看，未来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个人素养层面，培养学生的多模态素养；在学校层面，调整课程结构，帮助学生建立终身成长的“知识坐标系”；在社会层面，重构人类知识版图，支持智能社会的运转。

智能时代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和塑造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技术工具与教育中各项要素进行比较的教育景观和社会事实。人们逐渐承认技术工具应用于教育实践的优越性，使得技术工具已经不仅仅是教育中“人体器官的延长”，更日益显示出对教育中各项要素的“替代”作用，进而诱发了京特·安德斯后人类主义视角下教育领域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即“人不如自己创造的机器”的羞愧感。探讨技术“替代”图景下教育的“过时性”现象，不是为了否定技术，而是将普遍怀疑作为哲学方法，引领人们理性地寻找基于教育本质的技术重塑路径，并对其进行修正、突破、深化和超越，以帮助“日益脱离人控制”的技术“回归”到促进人的精神完满和构建美好生活的神圣与魅力。

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以高等教育现代化为基础、为先导、为动力，而高等教育现代化又必须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必要的路径选择，故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于教育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加强与各国特别是高等教育强国的交流与合作达成，由此决定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通过国际化使自身成为开放系统以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激发学术生态组织活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何以重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强化国际化发展理性并积极付诸办学治校的行动，必须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多元行动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必须聚焦学术竞争力提升等方面，进而提出并阐述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的国际化行动选项。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基于这一价值判断，对职业教育的平等性补偿主张在平等关切的基础上，着眼于职业教育发展效果的公平性，对处于“欠缺”状态的职业教育施予补偿以实现与普通教育的同等重要地位。在现实境遇中，教育评价制度、教育资源分配以及社会舆论等方面都在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不同等”的现实困境。作为对“不同等”地位的矫正，平等性补偿是对职业教育受教育群体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职业教育受教育群体的正义观照以及对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权益应得。

主流学习分析侧重于数据采集、分析挖掘、算法建模等工具理性研究，而关于如何使用学习分析的价值理性研究未受到足够重视，教育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研究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发生取向失衡现象。为此，研究概念化了学习分析的价值理性目标“可行动见解”，明确了其内涵定义，重点构建了可行动见解的概念结构，刻画了可行动见解的叙述特征，提出了支持可行动见解生成的分析推理过程和设计策略。研究认为，可行动见解是终端用户从学习分析中生成的可付诸行动的有意义知识或信息，包括事实性见解、解释性见解、反思性见解与行动性见解四个层级化成分。为了实现可行动见解的有效生成，建议在设计学习分析系统时采取以用户为中心的参与式设计方法、引入数据故事化设计理念、整合教育理论或学习构念等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为教学实践带来的变革机遇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关于GenAI对教学实践的具体影响，尤其是从教师视角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为匮乏。美国作为ChatGPT的发源地，其高等教育系统较早受到该技术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许多顶尖高校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提供资源支持与政策引导，积极推动教师探索GenAI在教学中的应用。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教师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通过网络平台分享了大量案例。这些案例为从“实践叙事”角度揭示GenAI对教学的影响提供了契机。通过深入分析100个相关案例，GenAI改变教学的双重路径被识别，包括优化与创新。基于上述路径，六类GenAI驱动的典型教学场景被进一步提取，包括定制资源、替代反馈、增强联结、模拟情境、加速进程和迭代创作。这些路径和场景从多个角度验证了GenAI对教学的影响，并揭示了其应用方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技术赋能教育评价不仅是纵深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途径和重要突破口，而且是加快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均展现出各自显著的特征，也体现了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场景化评价应是当前智能化评价阶段的新趋向。基于对场景化评价内涵和特征的阐述，研究者认为可以将“证据中心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ECD）理论引入场景化评价中，借鉴学生模型、证据模型、任务模型三个核心要素构建场景化评价设计框架。本研究最后以师范生智能教育素养测评为例，提出了由学习者模型、真实性任务模型、过程流数据模型、评价分析模型四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构成的场景化评价设计路径，旨在为智能化评价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支撑和参考。

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实施精准资助是防范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利用随机分班形成因果识别设计，就义务教育阶段经济困难家庭学生“一补”（即发放生活补助金）资助政策的外溢效应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班级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受“一补”资助对于同班其他同学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外溢效应。经济困难家庭的精准识别对于“一补”资助形成外溢效应具有重要影响。“一补”精准资助之所以产生外溢效应，与同学之间的学习互动和人际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困难家庭学生接受资助能显著提升班级同学的学习努力水平，改善班级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增强班级的融合度与凝聚力。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实施精准资助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有效手段。建议教育资助政策未来应进一步降低资助门槛，提升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精准识别度，并依据学生家庭的困难程度实行有差别资助。

教育公平是教育领域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传统教育模式下的一对多“师—生”关系，难以为处境不利学生带来最佳增值发展，不利于弥合教育差距。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场域增添了新的主体，且有望通过自适应学习模型为学习者提供精准反馈，赋能高质量个性化学习过程，从而突破学习者先赋因素和学情基础差异的影响，提升后致因素的作用，促进教育公平。但这一预期影响路径的实现有赖于“师—生—机”三主体的充分均衡发展。从现实条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数据模型、算力与算法区分、教师的TPACK水平差异，以及学生反馈素养差别，均可导致基于自适应学习模型支持个性化学习过程中的反馈失调问题，无法满足“最少受惠者”利益，引发对教育公平的反噬现象。为此，应从树立普惠式技术供给理念、为教师提供技术教学能力培训、注重学生反馈素养提升和搭建配套技术监管体系四个方面消解反馈失调现象，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反噬教育公平的风险。

学科整合教育作为回应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与复合型创新人才培育的战略路径，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效能，成为提升教育体系适应性、创新性与可及性的内生动力。本研究提出以“对象—关系—意义”为核心的“超结构三元组”理论框架，以及学科整合教育的“五新”理念：一是新框架，以知识生态、复杂学习理论和认知科学为基础，构筑动态学科群治理模式，优化学科结构，推进跨学科资源整合；二是新话语，重塑学科整合教育的理论表述与概念体系，构建系统化的知识融合模型，依托智能技术驱动知识结构动态重组，增强教育模式的开放性与适应性；三是新思维，融合整体性、系统性与创造性思维，设计跨学科思维培养体系和多模态学习环境，强化知识迁移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四是新价值，明确学科整合教育在知识生产、创新能力培育与教育公平中的结构性效应，以跨学科协同机制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五是新生态，完善跨学科课程、教学团队协作机制、智能学习环境与动态评价反馈系统，优化教育治理结构，增强学科整合教育的知识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教育范式的持续演进。

人机矛盾是当今与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机关系成为教育中的主要关系。为化解人机矛盾，以人机关系为视角，我们应当再造新智人，推动智能时代的育人革命。新智人是能够与人工智能竞争的人，是能够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的人，是拥有人机交互共生力的人，是具有人机交互实践力的人，亦是能够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融共生的人。要培养这样的人，需要打破偏见，拓展边界，通过实践，走入日常，进入课标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研体系和评价体系。

我国教育评价规范主要由法律与政策两部分构成，均存在评价目的陈旧、主体一元和标准单一等“先天不足”。随着智慧教育模式步入现实，教育评价规范中的评价目的、主体和标准应作出何种适应性转向，成为教育立法和政策制定关注的焦点。基于深入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结合智慧教育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我国教育评价规范的评价目的应从“诊断工具”转向“识材施教”，评价主体应从“基本以政府为主”转向“政府+教育方+社会第三方”的多元化主体，评价标准应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型”。

“聆听窗外声音”是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之一，本文旨在全面总结、深入反思新教育实验“聆听窗外声音”行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谋划这一行动再出发的新思路、新举措，推动新教育实验持续向前发展，助力广大新教育实验师生更科学、更有效地聆听窗外声音，回归生活世界，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新教育实验在新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